历史上有哪些军队种植毒品的真实事例？

发布日期：2017年09月15日 09:44: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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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湖南康达自愿戒毒中心
站内编辑：yunying_cjb

北洋民国期间，各地军阀长期混战，高昂的军费负担，如果单靠他们统治区内的入不敷出财政收入，这仗是没办法打的。于是各地军阀想方设法在统治区内的农民种植鸦片，很像近代的金三角的毒枭，让控制区让农民种植鸦片。

在那个年代军阀割据的年代，混战越多，中国各省的鸦片种植面积就越扩张。除了少数几个省不适合种植鸦片外，几乎控制各省的军阀都是鸦片大王。尽管在法律上这些种植、吸食都是违法的，但是又有几个人能管得了。

各省种植鸦片的一些数据：

如唐继尧、龙云统治云南期间，不断扩大鸦片种植面积，至1932年，全省烟田面积约224万亩。1927年前的几年，云南每年收入约1100万元，其中鸦片收入804万元，1932年鸦片税收占当年总收入的38%。
四川是鸦片的另一个重要产区。当地军阀除了征收烟苗税、起运税、印花税等十几种杂税外，还发明了所谓“懒税”，以惩罚因“懒惰”而不种鸦片者。其规定“农民种粮食而不种烟，则种粮食一年，应完三年的税，而种烟只完本年一年的税……到后年，再不种烟，仍种粮食，则这一年，应完七年的税。”
紧邻云南、四川的两广、两湖，因气候条件所限，鸦片产量不大，但他们垄断了鸦片外运的通道。湖北在1924年征收鸦片通行税1500万元；广西在1932年收入3100万元，其中鸦片过境税1588万元。
总的来说，除了吉林、山西两省，全国各省大小军阀无不视鸦片为重要财源。一项关于13个地区种烟面积变化的调查显示，1914年—1919年，种烟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%，到了1929—1933年，这个数字上升到20%。

民国军阀混战，实乃鸦片战争，目的是“争鸦片税与包卖鸦片烟”

民国军阀混战，鸦片是极重要的导火索。1925年，时人评论，“这几年许多次的战争，固然说不到因为主义，并且还不配说是争兵权，实在是争鸦片税与包卖鸦片烟。”唐绍仪甚至说，“民国十四年来之数次战争，均为鸦片，故可称为十四年之鸦片战争。”

他们的话虽有所夸张，但也同实际大体相符。如上所述，军阀以鸦片“创收”的途径有亲自种植与垄断商路，因此军阀之间围绕鸦片而起的战争，也有两种：

其一是对鸦片市场和产地的争夺。护国运动期间，唐继尧指挥滇军入川，使四川成为云南鸦片的倾销地。后来四川本地军阀也鼓励农民广种鸦片，与云南鸦片产生竞争。出于对鸦片利益的争夺，爆发了1920年的川滇黔战争，滇军被驱逐出境。

在赶走外军之后，川军内部也上演“鸦片战争”。先是刘湘、刘文辉与杨森、李家珏等为争夺川东鸦片产区开战，后来“二刘”反目，同样是为鸦片大动干戈。

其二是对鸦片集散地的争夺。贵州军阀袁祖铭驻守重庆时，设立禁烟稽查处，每担烟土征收60元特税。四川军阀刘湘如法炮制，搞了一个“禁运总处”，与袁祖铭争夺鸦片的过境税。1926年，刘湘将袁祖铭赶回了贵州。

袁祖铭统治的贵州也是重要的鸦片产地，其所产烟土主要由湘西入境湖南，而驻守在湘西的蔡钜猷因与省长赵恒惕不和，遂截留鸦片税收。赵、蔡鸦片税收之争引发了1923年的“谭赵战争”。正如湘军将领方鼎英所说，“湖南许多次的混战，表面上双方都说得振振有词，实际上是因鸦片问题引起的。”

鸦片是军阀命脉所系，一旦为人所掌控，就只能举手投降。因广西要仰仗滇、黔的过境鸦片才能征税，所以“不论新桂系与旧桂系，对于云南、贵州从来是不肯得罪的……尽管滇军两次进兵广西，但事后总是广西方面先派代表到云南区修好。”1936年，以反蒋为目的的“两广事变”后，蒋介石禁止云南、贵州鸦片运入广西，使广西鸦片收入锐减。李宗仁与白崇禧只好同蒋妥协。

由鸦片之一斑，当可知今人以“地方主义”、“地方自治”等种种概念，赋诸于民国地方军阀之身，以寻求所谓的思想资源，实不过是罔顾史实，缘木求鱼罢了。

军阀种植鸦片这个 “潘多拉的盒子”是由谁打开的，这不得不说到一个著名的爱国将军，护国将军蔡锷。

众所周知，蔡锷是拥护共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，因此袁世凯称帝后蔡锷自然设法逃回云南，与当时云南督军唐继尧一起誓师讨袁。这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护国战争。然这三军未动粮草先行，云南又是著名的穷省，而之前民国禁烟已经使得政府财政接近崩溃，这打仗的钱怎么筹措？

为解决军费不足的困境，云南都督唐继尧在云南采取了开放烟禁的权宜之策，“设烟厘金，每百两收滇币五元，使鸦片运销和吸食合法化”。此为民国西南鸦片开禁之始。至此之后，西南烟毒重新泛滥，直接影响到整个西南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。

护国战争爆发后，滇省首先破例，禁烟随之在西南遭到破坏。滇省鸦片不仅在本省大量种植起来，而且还随着护国军的推进，鸦片也贩运到这些省区。首先倒霉的就是四川。

根据资料，滇军“屡运大批云土入川”，以济军饷，“滇省烟贩恃滇军包庇，结队而来，所过烟馆林立”，导致“滇省大宗鸦片充斥各地”。为筹集军饷，1918年下半年，驻防川东的民军开始大开烟禁，在“川东一带广植烟苗，勒派税捐”，于是从宜昌至重庆两岸再次出现“繁英硕果，累然千里”，并迅速蔓延全川。

这一切，相信绝非蔡锷发动护国战争之初衷，然而蔡锷将军却很不幸的成为了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幌子，护国战争拥护共和很不幸成了军阀们“合法种植烟土，贩运烟土”的借口。

“一切为了共和”——在神圣的口号之下，云南鸦片流向了全中国。